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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70的韩松岩,依然坚持着印纽,但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中,又有多少人会注意一块石头上的道场与风光呢? “一块石料,至少几百元,贵的上千,真是快干不起了。”韩松岩叹息着。只有一张凳子,客人来了,他只好坐折叠椅。
老式的两室一厅,厅只有过道那么大,大一点的屋子是韩松岩的工作室、起居室和区级家庭艺术馆,好在,整个一上午,这里也没什么游客。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中,谁会注意一块石头上的道场与风光呢?
望着柜子里琳琅满目的作品,韩松岩脸上的皱纹立刻舒展开来。拿着其中的一件,他下意识地用手在上面摩挲着,力道如此之大,仿佛要将自己的一切揉进石头中。
印纽,这方少有人关注的天地里,韩松岩找到了此生的意义。
没得到
“碗儿韩”的真传
我生于1942年,长在前门那一片儿,父亲干玉雕,给荣兴斋干活,行内叫“碗儿韩”,以做玉碗著称。一块料,他能从大到小做出一套碗来,特别薄,里面放水,外面能看见。
那时手艺人日子难过,我家6个孩子,将够吃饭。抗战时,整个行业败落,父亲只好靠摆摊卖零食维生。印象中,小时候搬了好几次家,最后租在观音寺那边,一间房,17平方米左右,全家挤在一张床上,冬天冷,只能一层一层地往上盖被子。
过去的衣服都是补丁套补丁,冬天冷,小孩鼻涕拖得老长,用袖口一擦了事,时间长了,两袖闪闪发亮。大家都这样,也不觉别扭。
捏面人、卖小金鱼的来了,小孩都很兴奋,但只能看看,买不起。那时穷人就没买过整个的西瓜,只能买一牙,哄哄小孩。过年最热闹,能蒸个枣糕,切点肉,此外粉丝一炸,洒上点颜色,用来上供。
磨玉这行很辛苦,长年弯着腰,工作时间很长,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也没能把手艺教给我,只是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稀里糊涂
进了刻字行
解放后,富人都没了,外国人也不怎么来了,市场萧条,玉器行纷纷倒闭,后来国家成立玉器厂,我父亲没去,改到铁路上班,算是彻底把手艺撂下。铁路有子弟学校,免学费,这样我们这些孩子就都能上学了。
我是长子,总盼着快点长大,缓解家里的生活负担。每个假期,我都出去打点小工,劈个柴、锯个木头什么的。那时都没什么雄心壮志,初中一毕业,我就工作了。
我从小喜欢画画,“文革”时,宣传任务重,领导让我到刻字厂搞宣传,画个毛主席像、写个标语之类。
在刻字厂,学了一年手艺,就是用有机玻璃、橡皮等刻普通的公章、人名章,师傅先在料上把字圈出来,剔掉没用的部分,然后让你慢慢修,就是个熟练工种。干长了觉得没意思了,看刻字厂在琉璃厂有个门市部,叫“萃文阁”,专门制作艺术图章,觉得特别有趣,就多次向领导申请。28岁时,我终于调了进去,以后再没动过地方。
北派印纽
北派印纽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制作印纽的艺术家不仅要懂得美术、书法、篆刻等多门技艺,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将它们融为一体。
我们的祖先自秦代以来便以印章材料及印纽来作为区别官职大小地位高低的一种标志。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印出土于河南安阳。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印纽常被作为福、禄、寿以及吉祥的象征。印章制纽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分为南北两派。南派多以玲珑、秀美而著称,而北派则多以浑厚、古朴以及有实用价值而闻名。
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刻字的人
萃文阁是家老字号,1930年左右开业,掌柜叫魏长青。魏长青这人了不得,诗书画都好,当年学艺时,能在四寸见方的黑盒上写下一千二百余字的兰亭十三跋。解放后,他被算成资本家,让他去看自行车棚。我到萃文阁时,他还在,很和气的一个人,特别愿意教你东西,艺术图章和人名章区别太大了,怎么破、走哪笔、如何布局,都需要有人指点。
当时萃文阁当家的师傅是李文新、徐柏涛,按理说,他们都是魏长青的徒弟,但工资都比魏长青高,魏的生活很困难,每天拿个大搪瓷缸子,收我们喝剩的茶根,聚在一起放火上熬,他就喝这个。
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魏长青参与了,碑的背面是周恩来的字,原稿写在信封大小的纸上,过去也没什么放大技术,魏长青在原稿上打格,然后用毛笔摹写放大,仿出来的字和原稿完全一样,他就有这个本事。而碑文正面毛主席的题字原本每字三寸见方,也是魏长青、徐柏涛给放大的。
邂逅印纽艺术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与印纽结缘。印章用的石料基本出自南方,印纽都是人家事先做好的,无非十二生肖、狮子之类,比较单调。一次,徐柏涛找了块好石料,就自己刻纽,拿出来后,令人眼前一亮,当时领导要求增加新品种,我想:为什么不试试这个呢?
就这么,我开始沉迷在印纽艺术中。印纽比刻章难,因为它是立体的,造型更复杂,此外它受石料限制大,要在这么小的空间中充分发挥,确实不容易。
北派印纽没南派繁盛,因为北方不怎么出石料,不能先设计后选材,只能看材料来设计。所以北派多是文人墨客沉浸其中,以浑厚、古朴著称,南派则玲珑剔透,但后者很多是流水作业,北派则完全是一个人完成,以艺术创作为主,少匠气。
印纽遇到的最大瓶颈,是石料太贵,现在动辄就几百元。徐柏涛曾用田黄制了两个印纽,捐给了故宫,要搁现在,得值几千万。当年他只拿了一张收藏证书,再有就是几张故宫的门票。
不能用真名落款
我的老师是李文新、徐柏涛,那时不允许拜师,但我的手艺都是他们教的。刚进萃文阁时,每次做完活,我都向他们请教,他们总会提出批评意见。这是真想教你,不相干的人,人家只会说好听的,没必要为这个得罪人。
这两位老先生对弟子是真好,我结婚时没钱,徐柏涛借给我120元,李文新借给我70元,这在当时算很大一笔钱了。
李文新对我说,光会刻章不行,要学诗书画,后来,他推荐我拜了陈大章先生为师。
“文革”时,画画不许用真名落款,要用“革命的名字”,我原名韩宝玉,只好改成韩松岩,徐柏涛原名叫徐焕荣,也改了,倒是李文新不用改,这名已经够革命的了。那时萃文阁的老匾也不能挂,平时放在茅房里。
北派印纽,
后继乏人
如今北派印纽已成“非遗”,但没人爱学,也遇到了传承危机。因为靠这个养活不了自己,一块石头就上千元,制成印纽了,得多少钱?谁买它呢?可太便宜的石头,满是砂眼,就没必要刻了。
如今大家都想弘扬传统,也有庙会拉我去摆摊,我去过一次,后来不去了。印纽是文人墨客的东西,不是民间的玩意儿,去了大家也不认。
在今天,传统的东西为什么传不下去了?因为文人这个阶层没了,过去文人吟诗作画,今天画画儿的不会写字,写字的不会作诗,张嘴都是网络语言,问他历史、文化、传统,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修养都没有,像魏长青那样有学问的谦谦君子,现在可真不太好找了。
没了文人,传统再好,再怎么提倡,也不一定有用。我也奔70的人了,如今大家口头都挺支持北派印纽的,但真正落到实处的,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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